《中山大学报》报道我中心张瑞琳高级实验师事迹：敬业乐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不凡的价值

　　张瑞琳 副主任技师，中共党员。1977年昆明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参加工作 30余年来，主要从事人体寄生虫学教学与科研、及实验教学、教学准备工作和病原体鉴别诊断工作。2000年以来，发表教改论文和病原体鉴别方面的论文 10篇（第一作者）；参与他人发表的论文（排名第二以后）10多篇。参与了寄生虫学教研室的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及多媒体课件制作工作。参与他人获得多项教改方面的奖励。在寄生虫学教研室工作期间，开创了多项病原体检验方面的工作，例如，人体附红细胞体的检测，至今已查出感染者近200人；粪类圆线虫病的实验诊断，查出省内外感染者近 40例；马尔尼菲青霉菌的实验检查，至今查出感染者20多例，为临床诊断艾滋病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提供了依据。多年来，为广东省和省外多家医院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的疑难病例患者的病原体进行了正确的诊断和鉴别。

　　我鼓励自己，只要生存一天，就要高高兴兴地度过一天；只要工作一天，就要尽心尽职地奉献一天。相信自己的踏实耕耘，能够获得丰收的果实。———张瑞琳

　　张瑞琳是博彩公司排名-博彩公司评级 寄生虫学高级实验师，是一位受到师生一致好评的实验技术专家，大家对她最主要的评价是“敬业乐业”。 最近，笔者因为收集教学方面的素材多次与她接触，她那“敬业乐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感受到了在“敬业乐业”这个简单评价背后的丰富内涵。

　　教学实验室里的诊病专家

　　先说三个故事：
　　一位广州军区的高级将领，因肝部不适而住院，医生怀疑是肝吸虫病，但多次检查都未见虫卵。其后，家属将一份粪便标本分成5份，其中4份分别送往广州市各大医院检验科，另外一份送博彩公司排名 病原生物学检测中心，并点名要张瑞琳检验。张瑞琳很快在涂片中找到了虫卵并发出检验报告。第二天，又有一位医生亲自带着一份粪便标本找到张瑞琳，要她查肝吸虫卵，结果又查出虫卵。一周后，几位军官上门拜访张瑞琳，首先感谢她在他们前后送检的两份标本中找到肝吸虫卵，然后又向她道歉，说其实两份标本均出自同一人。原来他们送去各大医院检查的标本都没有找到虫卵，只有张瑞琳找到了，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再取一份标本换另一个名字来检查，结果又查到了虫卵，于是放心地进行驱虫治疗，果然很快见效。
　　广州某医院收治了一位肝病患者，B超和CT检查均提示肝内有占位性病变，又查不到别的原因，医生怀疑为“肝癌”，于是实施探查手术。打开腹腔后未发现肿瘤和癌细胞，却在肝胆管内发现一条虫，虫体扁平，长约4cm，最宽处近1cm。这是什么虫？医院没有人能分辨出，最后送到张瑞琳的案头。她经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是一种名叫肝片形吸虫的寄生虫，是一种较罕见且宿主临床症状不典型因而极易误诊的寄生虫。确诊后，张瑞琳建议患者去疾控中心寻到专门驱虫药，经过2个疗程的治疗，病人很快康复。
　　有一对来自北京的40岁左右的医生夫妇，出现不明原因的脱发、长期低热、淋巴结肿大等病症。先怀疑是肿瘤，但经检查排除了可能性，后来怀疑寄生虫感染，但同样查不到病原体，辗转在国内多家大医院都得不到明确诊断。两人最后找到张瑞琳，她了解症状后，认为可能是 “附红细胞体”所致，于是作末梢血涂片检查，果然在红细胞中发现了大量“附红细胞体”，随后经对症治疗，两人症状很快改善。“附红细胞体”是一种动物病原体，分类地位至今尚未明确，近年才发现其也可能感染人，许多临床医生对这种病原体还很陌生，更不了解检查方法。这几年，张瑞琳在许多送检的未梢血液或骨髓标本中，经常查见到一种与真菌相似的微生物。她为此专门查找相关资料，进行实验观察，终于对“附红细胞体”这种新出现的病原体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病原学诊断方法，成为一名在业界有一定影响的“附红细胞体”诊断专家。
　　张瑞琳原来是昆明医学院的一名讲师。上世纪70年代，她被单位选派到原博彩公司排名 寄生虫学高级师资班进修。她的学习态度和技术能力受到了著名寄生虫学徐秉锟教授肯定，随后被调到博彩公司排名 工作。因工作的需要，她转岗从事实验技术工作。从专业讲师到实验工程技术人员，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一个“退步”。 但张瑞琳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她爱上了与“虫子”标本打交道的工作！她从头学起，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感染动物、培养病原体、收集粪便标本、制作虫体标本、镜下观察、辨识虫体特征、掌握分类技术……二十年来，张瑞琳处理过的寄生虫标本，连她自己也无法说出究竟有多少。在这勤奋钻研和细心积累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疑难病例资料和罕见寄生虫标本，远远多于一般临床医生和寄生虫学教授，渐渐成为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寄生虫分类学专家，练就了一手诊断寄生虫疑难病症的“绝活”。多年来，她为省内外医院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无数次准确诊断和鉴别，为许多疑难病例患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作为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她还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少见病原体检验工作，为疑难标本的鉴定提供了技术保障。如上面讲到的人体“附红细胞体”的检测，经她确认的感染者就接近200人；此外，她还为40多例粪类圆线虫感染者和20多例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者进行了病原学检查，使病人得到及时治疗。

　　“我鉴定可以不收钱，但标本要归我”

　　因为张瑞琳有鉴定疑难寄生虫标本的“绝活”，不时有来自省内外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寄生虫标本转送到她的实验室，但上班时间很忙，她只能利用休息时间鉴定诊断。张瑞琳鉴定标本有个原则：不收钱，但要留下标本。她说，钱对我来说不宝贵，但有的标本很宝贵，有些罕见标本更是无法用金钱购买，这些标本一旦制成片子，就是学校的永久资料，可以世世代代培养临床医生。许多寄生虫病患者的症状不典型，被称为“疑难杂症”，临床上容易误诊，许多患者因而耽误了治疗。医学生上寄生虫学实验课时能够多看一些寄生虫标本，对于他今后的临床工作大有好处，可以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我校寄生虫学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经过教研室长期不懈的努力，已积累了丰富的寄生虫标本，其数量和种类为全国之最。张瑞琳不无自豪地说，去年我们主办全国寄生虫形态分类技术高级研讨班，各地专家都赞扬我们的标本资料又多又好。专家们到标本陈列室参观时，围着张瑞琳问个不停，讲得她口干舌燥，最后，不得不请其他老师来解围。在这些收藏的标本中，许多标本是张瑞琳的杰作，渗透着她的辛勤汗水。
　　经过多年的磨练，张瑞琳的标本制作技术也高人一筹。2007年，我校寄生虫学科去青海采集标本，青海省疾控中心的韩主任拿出三大盒多房棘球绦虫的成虫标本，请张瑞琳帮忙看看：这些标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内部结构不佳？张瑞琳仔细观察后，告诉他们，第一盒在染色时赶得太急，外边染色过度，内部分色不够，着色不均匀；第二盒在脱水过程中未脱干净虫体内部水分，镜下观察时有层薄雾，所以看不清楚；第三盒制作精良，但由于虫体从动物身上取出来后没有及时用固定液处理，虫体蛋白不新鲜，所以染色后不够鲜明。韩主任一听，大为叹服：真不愧是中山大学的寄生虫学高级实验师，几分钟就解开了困扰他多年的疑惑。
　　这次“不收钱的鉴定”很快给张瑞琳一行带来丰厚的回报。此前，他们到西宁市最大的屠宰场采集标本，但一连几天都被拒绝进场。韩主任得知后，亲自出马擀旋，使他们得以亲临开膛现场，在数万只羊肝中采集到了40多个感染包生绦虫的肝脏，制作出了足够几代人用的大批标本，还建立了包生绦虫动物模型。
　　除了鉴定和制作标本的“绝活”，张瑞琳还有建立多种寄生虫动物模型的“绝活”。如建立日本血吸虫和卡氏肺孢子虫的感染动物模型，我校只有张瑞琳掌握，全国掌握此类技术的专家也屈指可数。在用日本血吸虫感染家兔时，张瑞琳会根据实验动物状况选择合适数量的尾蚴进行攻击感染，以保证每只感染家兔不因感染而死亡，从而满足实验课的需要；建立卡氏肺孢子虫感染动物模型时，她能够准确估算出每只大鼠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多年来，正是张瑞琳的“绝活”，让我校能面向本科生开出卡氏肺孢子虫动物感染实验，让学生自己开展探索性和设计性实验，这在全国尚无第二家。目前许多医学院校在上人体寄生虫学课时，实验内容一般只是观察示教标本，而在我校，不但让学生自己观察所有的人体寄生虫标本，还为学生开设了多项综合性动物实验。
　　张瑞琳目前正在做两件事：一是建立人体寄生虫实验教学生物材料资源库，二是建立人体寄生虫实验技术数据库。前者将是全国首家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标本大全，后者则为寄生虫实验操作技术的集成，能为同学们提供一些重要或复杂实验技术的录像资料。对张瑞琳来说，目前最关心的事是如何将自己的“绝活”传给年青人。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实验技术，特别是某些寄生虫制作标本技术只有她一个人掌握。但她不想让自己的技术失传，所以她在技术数据库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她说，“要基本建好这两个数据库后，我才能安心退休”。

　　“我没有绝活，只不过多淘了一些粪便而已”

　　在交谈中，张瑞琳还特意“纠正”了一个关于她的说法：张瑞琳在寄生虫学技术方面有许多 “绝活”。她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绝活，如果说是绝活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我淘的粪便、做的动物模型和制作的标本比别人多一些而已”。她谦虚地说，“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只要你认真对待，踏踏实实地去做好每一项实验，‘绝活’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但这轻描淡写的“多”字，正是一位普通技术人员高尚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对张瑞琳来说，这个“多”字意味着二十多年的不懈坚持，包括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我听过的一个说法是：张瑞琳在寄生虫学教研室从没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她在病原生物学诊断中心检查病原体期间，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工作特点收集教学标本，2001年至2005年期间，收集到肝吸虫病人粪便标本300多份，还收集了蛔虫、鞭虫、钩虫、蛲虫、带绦虫、姜片虫和并殖吸虫等寄生虫虫卵标本。这些标本不仅满足了目前我校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学的需要，还为今后的教学和科研储备了足够数量的珍贵标本。
　　2004年，张瑞琳查出有甲状腺肿瘤，大家都劝她注意休息，但她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从没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一样照常工作。正如她个人网页上的一句话：我活着一天，就要认认真真工作一天。
　　我问张瑞琳，你辛勤工作这么多年，也做出自己满意的成绩，有没有感到遗憾的地方？她说，我对自己没有遗憾，但对工作还有遗憾，最主要的还没有培养出理想的接班人，病原生物学技术人员有些青黄不接。现在年轻的技术人员对传统和经典实验技术不太感兴趣，更喜欢学习和掌握分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希望学校能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一部分年轻技术人员能传承经典实验技术，以保证医学实验教学质量。
　　张瑞琳说，检查病原体的工作虽然又脏又累，但这是有回报的，是一样有前途的。如果你观察的寄生虫标本多了，就会积累很多专业经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诊断疑难病症、挽救宝贵生命。另外，工作中还能积累大量的科研材料，也可写论文、出成果，也有成就感。张瑞琳说，她已发表有关教学改革和病原体鉴别诊断方面的论文19篇（第一作者）；目前手头已经积累了大量来自病人体内的病原体资料，有电镜下拍摄的病原体照片200多张，光学显微镜下拍摄的病原体照片上千张，已经够写多篇论文，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整理，等将来有时间或退休后，一定会整理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看来，即使张瑞琳退休了，也会一样忙碌的，即使没有工作要求，没有工作量考核，没有业绩津贴，她也会继续她的事业。正是这种敬业乐业精神，使她在平凡的岗位，实现了不平凡的价值。